不拼团的真上海名媛

民国时期的名媛，曾经被做成了卡片

撰文云起君

名媛的出现，需要宽松的政治环境与多种文化的交融，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一直都是通商口岸、对外交流门户的上海，满足了名媛诞生的必要条件；此外，豪门与西式教育背景，是名媛的充分条件。而最后，名媛，不能待字闺中，更不能养在深闺，她们需要抛头露面。

历数近现代的中国，只有上海满足上述一切条件。正如《罗马假日》里，安妮公主在最后说：“罗马，只有罗马”。那么名媛在中国，必定和上海有着深刻的牵连。

发轫于古代，但流行于年代的名词“名媛”，所指非常局限。仅仅流行于上海以及海派文化圈。

为什么名媛没出现在北京？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这段时间内，北京被清末的遗老遗少所割据，虽然没有了皇朝威仪，但皇室的生活习惯却被保留了下来。很显然，格格们是贵妇和贵族，并不是名媛。

第一代俄侨的中国身份证

而上海，属于港口，本身就是开放重镇，文化汇集之地。加之十月革命后，流亡中国的沙俄贵族，也把上海当作了自己的根据地。这些西方先进资本主义文化沐浴下的俄侨带来了贵族的生活方式和教育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上海人的生活习惯。

定居于上海的俄侨，他们带来了著名的罗宋汤

在当时，采用西式教育理念教养自己的孩子，弹钢琴、学华尔兹、骑马射箭、说英文，是时髦，更是只有商贾权贵之家才能负担得起的项目。因此，从年俄侨贵族移居上海开始，到年代富贵本土家族的年轻一代带着资本和教育的光环走上交际场为止——名媛一词，算是扎根在了上海。

移居上海的俄侨，带来了西式的生活方式

而到了抗战期间，北平沦陷。全中国，只有上海成了租界，多元文化更加蓬勃。而这种多元让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十里洋场，社交勃兴，社会对名媛的需求更为宽泛。此时的名媛，不仅仅局限在了待字闺中的年轻女性，也并不要求家世显赫。像是周旋、张爱玲、陆小曼这一类著名女性，都能被划归到名媛的范畴。

俄侨为中国带来了西洋音乐教育右下为霞飞路上俄侨开设的乐器店

很显然，她们对于传统观念中女性所要遵守的三从四德有着深刻的冲击。像是张爱玲的才情以及与胡兰成的爱情；豆蔻年华的陆小曼就做了外交翻译；周旋之于抗战的精神意义，这些都超越了财富和教育背景，转变成了普世意义、人生观念。自此，名媛的社会价值，被放入到了衡量的坐标系中。

俄侨博物馆中对俄侨生活的展示其中不乏绘画音乐等内容

假若以此为参照，一种圆融的逻辑链条便显现了出来：名媛，只能出现在富足且稳定的大型城市；出生或许优渥，或许普通，并傍有一技之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名媛要承担一定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并且负担社会责任。

反观当下人们对于名媛的理解，仿佛就是有钱、年轻、好看三个要素。不得不说，这是对于名媛一词的最大误解。名媛不是交际花，更不是风月场上的玩物。交际花没有族谱家史，婚恋状况复杂暧昧。在更大的意义上，希冀用几张照片“钓凯子”的所谓“名媛们”，更像是希望一步登天的公关小姐，做的是一笔空手套白狼的买卖，女性版白相人。

油画中表现的贵族聚会生活名媛的下午茶即来源于此

人们只看到了表象，没有洞见内在。名媛在表面上，只有财富和华服是可以复制与粘贴的，才情与家世绝无半点可能。但，奢靡生活的吸引力又过大，于是，人们开始模仿“名媛们”的外在，寻觅那种生活。

而把获得这种生活的捷径写下来的，旧时代是张爱玲，新时代是王安忆。

波伏娃说，女人的不幸在于她们的一生都在被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人们鼓励女性不要积极向上，而要向下堕落，直到那极乐世界。于是乎，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年轻女性希望以某种方式某得物质生活，代价是自己的身体与爱情，乃至是灵魂。

拥有“远东第一乐府之称的上海百乐门其内部装修无比奢华

《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入住半山别墅地的豪宅，拥有满柜华服；并在费尽心机嫁给了乔琪乔之后，貌似获得了名媛生活的表象。而王安忆在《长恨歌》里塑造的王琦瑶，则是弄堂女孩变身名媛的代表；她明知自己只是李主任众多女性中的一个，但却依旧飞蛾扑火。

王琦瑶要用半生去反噬自己的过错；葛薇龙最终沦落风尘，等待她的是一个黑洞。

电影《长恨歌》剧照

大多数人只看到了“名媛生活”的光鲜与靓丽，忽视了背后的孤独与凄凉。所以，波伏娃继续说，当一个女人发现自己被命运的海市蜃楼愚弄之时，为时已晚，女性的力量在冒险和失败中消耗殆尽。新时代里，海派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脱离了时代语境，她们承欢了男性的欲望，被物化，并在世俗中还原了一定的诗意。按图索骥，她们是“宝贝型”的女性，在卫慧《上海宝贝》与王志文谓之“可爱的作”的框架下，完成了自我名媛化的转变。

《上海宝贝》中的上海女性更具有时代特色

年轻的女性，浅薄地追寻着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并在一次次对于名媛的描绘和想象中，固化了这种肤浅的印象。最终，名媛这个词和上海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羁绊。人们认为，生活精致、爱好宽泛的上海宝贝就是新时代的名媛。但在卫慧的笔下，这样的女性还有着一层“性解放”的意味，她们无所畏忌，不需要救赎，更不需要男性的怜悯。

身处名媛事件中心的宝格丽酒店

至此，一整个名媛的嬗变过程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她们从万众敬仰的对象变成了自给自足的新时代女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拼团名媛需要用高消费和美貌来装点自己的原因——经济上的富足，容貌上的出众，的的确确是一份美妙的自我介绍。

与此同时，这也暗合了文学中对于名媛的描绘：即世俗性、欲望化、边缘性和消费性的文化特质。

《摘金奇缘》满足了人们对于名媛生活的想象

名媛是一个区别于贵族的名号，最初的含义特指工业革命之后，那些家世并不显赫，但财富惊人的新晋有钱阶级的妻子和女儿。这些人为了炫富，身着华服出入社交场合。由于并不能被称为“贵族”，所以被叫做：名媛。而在这个新世纪里，名媛则是对有身份和地位的女性的“雅称”。其中带有一丝柠檬精的意味，也带有艳羡与向往。

无论如何，名媛二字背后的构成要素永远在于：社会地位。

至于名媛群里说的，Young、Fashion和Money这三个标签，在实际意义上，并不构成名媛的必要条件。这些只是一群人的营销手段，或者说，包装手法。

奢侈品是名媛的标配之一

名媛，是先天和后天的有序结合。一个年轻的女性，要获得社会地位，十之八九只能是出生时被赋予的，而财富和资源这一切，也来源于家庭的馈赠。因此，名媛的社会地位，出自于家庭。而要被世人所津津乐道，仅有家庭是不够的，还需要后天的教化。所以，被老上海们称呼为“名件”的这些女性们，都接受了精英式的贵族教育。

马术课程在上流社会圈中蔚然成风

老上海独特的异质文化和宽松的政治环境，让名媛们接受了中西方混杂的文化调理，前朝的遗老遗少、后世的流亡贵族是她们的家庭教师，讲英文、读诗词，唱昆曲、打网球——那些看上去相悖的内容，在她们的身上有序地结合了起来——因此，与其说名媛是上流社会的代表，倒不如说，这种内外兼修、出生优渥的女性，满足并超越了大众对于“女神”一词的想象。

高尔夫也成了新贵的时尚

上海话里的“名件”还有一个含义是有名的物件，放在如今名媛的语境里，就是奢侈品。想要跻身名媛圈的普通女孩，需要“拼包”、“拍照”来显示自己拥有一样价格不菲的物件。爱马仕的凯莉包，被格蕾丝·凯利用来当作母婴包使用。陆小曼曾经是笔者伯父的国画教师，据其称即便是在陆女士晚景凄凉之时，抽烟也会吸一半留一半。问为何，答曰，留给自己的保姆。

名媛陆小曼晚年绘制的扇面

反观现在的所谓“名媛”，甜点、房间，豪车，甚至是丝袜都要共享。很明显，物件的显摆作用，要大于实际使用的功能——或者说，她们的Young、Fashion和Money的人设，就是通过物件来展示的。在这个时候，物件使用者的性格，被藏匿，被掩埋，人成了物化的商品，只有物性没有人性。

名媛就是这样一种人，世俗一点说，则是她们不在乎物件的价格，物件就是物件本身而已，只要物尽其用，就一切都好。哪怕身陷不堪，遭遇劫难，也不会奇货可居。人们所期待的“名媛”，是一种精神自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女性——叶嘉莹先生说的弱德之美，或许就是一个答案。

编辑调反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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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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